中国能帮助全球经济复苏吗？

当前的全球经济犹如一具破损的风车，是希望风大点让它转动得更快，还是希望风小点让它不至于马上破残？欧美发达国家陷入要紧缩还是要增长的矛盾中，而新兴经济体怎样才能继续增长？这些宏观命题的每一层面，都难有标准答案。5月末，世界经济领域的诸多大佬——保罗-沃尔克、成思危、朱民等齐聚上海，对此进行了探讨。 

紧缩还是增长？

虽然金融危机发生已经4年多了，但是经济的复苏非常缓慢，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认为，“根据国际标准来看，美国的复苏特别缓慢，如果仅按发达国家的标准来看，美国还是做得不错的，每年增长2%。全世界经济在放缓，每个人都在面临全球经济放缓的状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朱民则指出，各国政府，尤其是发达国家会面临中期的中速增长以及中长期结构调整这样的严峻事实。“IMF分析，发达国家今年年底政府财政的赤字将达到107%，现在有那么多关于财政紧缩的方案和政策出台，但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还在往上走。我估计到2016年左右，这些国家才可以把财政赤字稳住。”

各国政府陷入了两难的处境：是减少财政赤字还是采取刺激政策以维系增长？雪上加霜的是，除了政府的财政赤字以外，居民和公司的负债也很高，而且新兴经济体也是如此——全世界整体的负债水平是上升的。朱民介绍说：“大家都说这是一个债务危机，IMF特别担心的是，这些负债资产表转移到了银行，然后从银行转移到了政府，最后转移到了央行的资产负债表。”

除了负债水平上升外，他还认为，全球经济的第二个特点是经济增长全面放缓，“我们估计，今年全球经济平均增长是3%。经济增长放缓对解决负债没有好处。”

 这样两难的问题是否真的没有解决之道？朱民认为，在要紧缩还是要增长的问题上，可以同时并进，并且是可行的。“关于负债的问题，就是必须减下去，而且要防止资产负债表的转移。但是关键是要有一个中期的、有力的计划，拿出方案取信于市场，如果市场不相信你，没有融资就会受到影响。”

“对于增长，现在看来，除了总需求方面的政策强调刺激以外，其实还有很多改革方案是可行的：比如全球性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都面临着潜在增长因素重新调整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欧洲国家劳动力市场的改革空间很大，可以通过正式的和非正式市场的协调，来促进劳动力流动。如果放松对专业人才流动的监管，就可以推动创新，提高劳动生产力，”他预判称，“如果欧洲做结构性方面的改革，这一地区可以在未来5年得到4.5%的DGP的总量，这是很大的总量。” 

发达国家要向中国的金融体系学习

保罗-沃尔克表示，危机发生后，欧美银行都开始努力来控制银行的投机行为。两年前的

瑞银证券公司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建议，西方国家应向新兴经济体学习。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拉美、巴西、土耳其等地区也面临金融体系失序以及去杠杆化的危机，但新兴国家使他们的货币成功贬值了后（不包括中国，但人民币没有贬值，为亚洲金融稳定作出了贡献），他们的账户出现了盈余。“这样的经验也告诉现在的西方发达国家，必须要让本国货币贬值，要去杠杆化，但去杠杆化是非常长而且是一个痛苦很长的过程。”

他进一步指出，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金融系统并没有受到影响，并没有出现大量的杠杆化以及金融派生和衍生工具，实际上是因为强有力的监管——这正是新兴国家可以比发达国家更好地应对金融危机的原因。“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以一种限定的方式来进行移动。而现在全世界实际上都向新兴国家的模式靠近，比如说更多的监管，以及进行结构化和体制化调整。”

保罗-沃尔克表示，“在金融体系方面，中国还需要继续提高成熟度，中国的金融机构现在还是专注于传统银行业的一些业务。但中国的一些大银行，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表现得比那些西方的所谓契约衍生品支撑的交易体系要更好。”他认为，正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让亚洲国家学到了经验，以一种相对比较保守的传统方式——不断地积累着外汇储备、建设一道栅栏，以保护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中国是新兴后经济体？

保罗-沃尔克对于中国经济给出了一个全新定位：“中国领导世界经济的发展已经10年了，已经完成了一个完整新兴体的过程，我们应把中国称为新兴过程完成之后的经济体。”但他同时认为，中国目前的情况也不乐观。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下行必然会对中国产生影响，西方发达国家遇到的紧缩和增长的矛盾选择，中国同样面对：“特别是今年一季度，我们只有8.1%的增长速度，去年是9.2%，根据现在释放的信息来看，可能要采取一些措施以保证全年GDP维持在8%左右的增长，但是这样通货膨胀会超出我们的预设。”他预计，今年比较好的结果是GDP增长8%，CPI增长5%。中国要解决这个矛盾，根本上是要解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第一，由依靠外需转向依靠内需。第二，从外延性增长转到内涵性增长。

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执行院长张春认为，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开放不够”，“很多应该拿到贷款的企业拿不到贷款，中国现在的融资体系主要是国有大银行主导。在这个过程中有宏观的调控和利率的管制，还有贷款额度的管制，使得中国大多数的民营企业、高科技企业得不到很好的金融服务，得不到很好的融资。这对中国经济的转型和中国的经济可持续增长有很大影响。”

他认为，如果中国的金融体系不改革，对中国的可持续增长有巨大影响，而中国金融的改革方向跟欧美不完全一样。中国需要更多地发展资本市场融资；其次是利率的市场化和形成灵活的汇率机制。

朱民表示：“中国与西方存在文化和制度的差别。发达国家的福利好，因此存款也少，消费高，因为它都依赖社保系统。所以这次危机对全世界，特别是新兴经济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学习窗口，就是怎么在新兴经济建立社保系统。”